从上海发迹的中国收音机百年史，背后是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发展史
卡朋特演唱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歌中唱到：当我小时候，聆听收音机，等待着我最喜欢的歌曲。
那是1973年创作的歌曲，彼时，正是收音机风靡全球的时代。
中国人对收音机亦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收音机不依赖电网，可免电池或用干电池，价格较便宜，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普及，并有了“话匣子”“戏匣子”“半导体”（晶体管时代）等昵称。而电视机因依赖电网和工业基础，到上世纪80年代才普及。
图注：《我和我的祖国》里上海弄堂老百姓用半导体收音机听女排夺冠
收音机是我国第一个海量电子产品，是拉动我国电子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在电子管和晶体管时代，收音机是电子设备领域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程度最早、也最完备的一个产品。
如今，网络电台依然活跃，移动互联网带来了非常丰富的音频内容。但收音机并未消亡，在灾难带来断电断网的场景下、在无网络覆盖的地方，依然能很好地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汶川地震后，就空投了很多收音机下去。
而回首收音机的历史，它经历了从奢侈品，到必需品，再到收藏品的演变，这是电子技术进步的活标本，经历了矿石检波器、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四次演变。可以说，一部中国收音机的百年史，其背后也是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发展史 。
图注：80年代喇叭裤收录机都很时髦
中国电台和收音机起源于上海滩
1895年，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1896年赴英国获得无线电报专利。1897年5月2日出版的第25册《时务报》即刊出译文“无线电报”，提到“无论水陆，随时随地可以通信。”
图注：马可尼在中国被报道 戴辉摄
1874年Karl Ferdinand Braun发现了一些天然矿石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半导体的整流特性，这就是最早的二极管了。利用他的发现，1894年，Jagadish Chandra Bose利用方铅矿的单向导电性，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检波器——矿石检波器。当时人们并没有理解这个现象的内在机理，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矿石检波器实际上是利用金属-半导体接触点形成的肖特基势垒具有的单向导电性进行检波的。
1900年，矿石收音机由美国人Greenleaf Whittier Pickard所制造，就是一个简单的无线电接收机，由长导线（天线）、用于选择信号频率的调谐器、使用晶体矿石的检波器（实现”半波整流“）、耳机组成。1902年，“无线电广播之父”——美国人巴纳特·史特波斐德用矿石收音机完成了无线电广播实验。
图注：电影《童年的收音机》里60年代的山西孩子制作出矿石收音机
由于矿石收音机无需电源，结构简单，深受无线电爱好者的青睐，至今仍有不少爱好者喜欢自己DIY和研究。它只能用耳机收听，接收性能较差，只能听调幅广播。
图注：玻璃管里一颗矿石构成矿石检波器。 戴辉摄
马可尼采用的是火花式技术，机器非常庞大，性能受限。当时他聘请英国物理学家弗莱明为顾问。1904年，世界上第一只电子二极管在弗莱明的手下诞生了，具有检波作用，这是最早的真空管(或称电子管)。1906年，德·福雷斯特在弗莱明发明的真空二极电子管里，加进一个极——“栅极”，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明了真空三极电子管。现在看来，电子三极体的发明堪称电子工业真正的诞生起点。真空管迅速发展了起来，可以放大微弱信号，并集检波、放大和振荡三种功能于一体。广播电台和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电台、雷达、无线电对讲、弹道控制乃至于计算机都迅速发展起来。
图注：这是上海无线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板式收音机AK10C，美国ATWATERKENT公司制造，由木板作为装配底座，通过导线把5个电子管等元器件连接起来。
图注： 上影厂博物馆收藏的三四十年代台式电子管收音机，戴辉摄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就以生产收音机和电视机而出名。1919年，通用电气GE、AT&T和西屋电气联合成立RCA。一战之后，1920年，RCA霸道收购马可尼公司在美国的业务。RCA后来一度垄断了美国的无线电工业与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上世纪七十年代，RCA在中国台湾设厂生产电视机，1977年输出了第一套集成电路产线并培养人才，台湾芯片产业也从此起步。1972年RCA差点与大陆合作成功彩电，但因为荒唐的”蜗牛“事件而搁浅。RCA自身在1986年被通用电气公司收购。这是后话。
图注：1920年代RCA电子管收音机落地式，戴辉摄
1920年11月2日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KDKA广播电台，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每天播出的广播电台。
1920年，上海《东方杂志》刊文介绍了当时问世不久的真空管（即电子管）收音机：“最近美国Bureau of Standard发明一种特别收音器，名曰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申报》也对无线电广播常识进行了宣传。
1922年，美国人奥斯邦把一套无线电广播发送设备由美国运抵上海，创办了中国无线电公司，并与英文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合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史称“奥斯邦电台”。投资方是一位曾姓的旅日华侨，当时设想的商业模式是靠卖收音机赚钱。12月19日，《大陆报》发布了头条，上海很快就要有radio了！
1923年1月23日20时，奥斯邦电台在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顶楼正式对外播音。电台的呼号为XRO，频率1500千赫，功率50瓦。开播首日的节目包括小提琴独奏、四重唱、萨克斯独奏以及新闻简报等。之后，奥斯邦电台每天晚上播音1小时，主要节目内容包括音乐、歌唱、讲座以及由《大陆报》提供的新闻等。这距离世界第一座商业电台开播仅两年有余的时间，上海吸纳西方先进科技的速度之快，着实令人赞叹。
图注：老上海电台演播室内现场录制节目的场景，上海档案馆
一些精明的美商认识到收音机提供的娱乐和价值，看到市场机会，将关键零件（如电子管、电容、检波器等）进口到上海，小零件，如外壳和连接件则委托给上海本地作坊来制造，美商则在上海组装成成品收音机出售，有真空管收音机，也有矿石收音机。奥斯邦电台开播时，全市已经有了500多台收音机。
从此之后，电台就星火燎原了, 中国的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老家湖南的广播电台是1934年5月开播的。
抗战期间，广播是重要的宣传武器。民国政府设立了多座大功率电台，以中央和国际二台为代表的抗日爱国宣传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沦陷区人民待在家里听短波广播，盼望早些天亮（意即抗战胜利）。
当时有报道写道：“在日伪统治时期，虽然对于无线广播电台的设置及播音内容等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但上海各类无线电台仍极为活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各具背景的‘地下电台’，它们的播音令日伪头痛不已。”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展现了1940年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的故事，这也是能对国内和国外广播的大功率短波发射台。
1939年，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摔伤的手臂，得到苏方援助的一部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几经辗转带回延安。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王皮湾的旧窑洞里，建立起了新华广播电台，呼号“XNCR”。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这部广播发射机。
图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部广播发射机， 国家博物馆藏
2019年，我曾隔着玻璃看到了加拿大最大运营商Rogers集团的音乐电台的演播室。Rogers最早起源于1925年建设的电台。这个演播室让我回忆起1990年当东大新区广播站机务的时候，过了把DJ的瘾，大放特放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和罗大佑的《乡愁四韵》，以安抚同学们想家的心。
亚美代表中国本土收音机产业起步
祖籍福建的上海滩苏家实在是非同凡响、“富延三代”。
第一代苏升是上海商界领袖。1903年，第二代的苏本炎和几个兄弟在上海创立了民立中学，1905年再创立民立幼童学校。尽管苏本炎英年去世后家道中落，第三代的子女依然非常优秀，长女苏祖斐在1937年创办了难民儿童医院，后又改组成立我国第一家儿童医院。
排行第四的苏祖国1922年高中毕业后工作，业余在美国万国函授学校学习无线电专科，他与二哥苏祖圭（同济大学机械系）、三哥苏祖修、六弟苏祖尧都对无线电技术有着强烈的爱好。他们在家中设立实验室，旋即装成一架矿石机，第一次听到法国驻军电台的电报讯号，全家人兴奋无比，接着就从一管机开始向多管机发展。兄弟们组装无线电接收器（即收音机）委托电器行销售。 当时广播刚刚在上海流行，苏氏兄弟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比国外产品便宜很多，甚至供不应求。在装置收音机时，发现从国外购买的很多无线电零配件，制作起来并不困难，价钱却很贵。如一只矿石架卖一元（银元）多，刻度盘每只4元，纸质电容器1元，而一台矿石机在市场上要卖七十多元(银元)，获利极高。于是，他们的实验室很快发展成为无线电厂。
1924年3月（一说10月），苏家姐弟共同入股组建成立了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苏祖圭任总经理，苏祖国任副经理兼工程师。“亚美”英译文字“AMATEURS HOME”，即中文“无线电业余之家”。最初设于上海江西路(今江西中路)323号，一楼是门市部，二楼为无线电元件生产工场间。国内的第一批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就是亚美生产，由于自产器材价格比进口货低廉，招徕众多无线电爱好者争相购买，生意兴隆。这剧情很熟悉，亚美是在服务众多老百姓“攒机”的过程之中成长起来的，这和上世纪90年代电脑“攒机”类似。
公司成立后不久即设计制造出多种规格的矿石收音机和一、二灯电子管收音机。1001号矿石收音机以外形小巧美观、价格低廉、收音效果良好而广受市民欢迎。
图注：亚美1001矿石收音机（仿），戴辉摄
1929年，亚美独家编辑发行《无线电问答汇刊》半月刊（后改名《中国无线电》)，还出版了《业余无线电精华》《实用无线电修理要诀》《无线电初学阶段》等书籍。这让人想起了八九十年代计算机编程启蒙时代的疯狂。
苏氏兄弟设计并试制成一套50瓦特功率的广播电台，1929年12月23日正式营业。
自1934年开始，国际上流行的超外差收音机进入上海。和以前市售的再生式或者超再生式收音机相比，超外差收音机的灵敏度、稳定度和选择性更好。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之后，亚美的品牌机越卖越好。1935年10月推出的“亚美”牌1651型五灯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机，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价格也很亲民，并在与洋货的激烈竞争中，逐步创出了“亚美”品牌的社会信誉。各项技术指标可与舶来品媲美，售价仅及舶来品一半。先后面市的还有1641型四灯和5TS5、5TS6型二波段收音机。
值得一提的是，该机除电子管和碳质电阻外，所用的高周与中周变压器及电源变压器和线圈均自行设计制造，和本地交流电力匹配。
一批无线电制造厂相继开始生产收音机，又有中雍、华昌无线电机厂、亚尔电工社、建电、宏音、公利、标准电台等，都先后生产过一灯到五灯收音机。虽然生产手段较落后，产品数量不多，但这些产品在国内无线电制造业中占有一定地位。亚尔电工社生产的模范乐牌五灯电子管收音机于1937年开始出口到暹罗（今泰国），成为中国首家生产出口收音机的工厂。
我老家湖南现在是卫视强省(有芒果台)，也是有历史渊源的。1934年，湖南广播电台开播之后，本地收音机越来越多。上海商人来湘建设了华南、天声、现代三家私人无线电行，组装、销售和修理收音机，这和当年美商来上海一样。官办湖南电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从上海、香港等地购入主要零部件，仿制和装配出本地第一台收音机。
再来看看日本的电台和收音机，也是这个时期发展了起来，起步比中国还要略晚一点。收音机成为了日本电子业的起源。
夏普的历史中显示，1925年4月逆向设计组装出第一台日本产矿石收音机，价格是美国货的一半，当年6月日本大阪开始有了日本第一座电台。1929年，推出电子管收音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收音机以及使用日本制造核心部件的收音机在沦陷区销售了多达几十万台。没有采用超外差技术，性能受限，只能接收本地强力广播电台，难以收听到重庆民国政府和延安的短波电台。二战时期德国，也大量生产简易两管再生机（即所谓国民收音机）。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与收音机有关的故事。1937年，抗战爆发，涂作潮（外号木匠）奉命来到上海办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以修收音机作为掩护，保障秘密电台的运作。1939年冬，涂作潮同发报员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333号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公司”，以老板和账房先生的身份作掩护。他们仅用10瓦的电台，也能把电报清晰地发送到数千里外的延安，而对隔壁的电灯都没有什么影响。
涂作潮在技术上做了一个巨大的创新，就是用收音机加一个细铜丝就改装成“无形收报机”。1942年9月15日，发报员李白在日寇闯入前刹那，卸下那根细铜丝，扔掉了。而日寇无线电专家对于李白电台的技术鉴定是：发报机完好，但功率很小；查获的收音机只能收音，无法收报；无法构成现行电台的证据。
1945年抗战胜利后，收音机需求旺盛，民族无线电制造业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电子管等核心组件还是要依靠进口。
图注:张学良在软禁中听收音机消遣，曾听到日本投降的新闻
电子管国产后，收音机产业迅速兴旺发达
矿石收音机不用电池，没有放大电路，要用耳机来听，还只能接收附近的电台。
要发展电子管收音机，就要搞定核心器件之电子管。这个道理，就跟今天我们要搞芯片一样。
1、成立南京电子管厂，突破核心技术
单宗肃为南通人，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信系，1941年，单宗肃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急需的长途电话用的3CA3电子管研制任务并完成。抗战之后，他在美国工作并于1945年设计并试制成功了电视发射用的25千瓦大型发射管。
1949年6月，南京刚解放不久，单宗肃从美国回来，筹建新中国第一个电子管厂，并带领7名电工开始研制电子管。当年12月开发了866A型真空电子管，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子管。
曾有人这么描述过：没有铁皮，单宗肃找来了旧脸盆；水压不够，单宗肃买来一只旧铁桶，把桶加高十几米打水加压；没有煤气，他买来一只旧汽油桶，用压缩空气翻出气泡，制成汽油气，代替煤气使用；没有压丝机，他找来一台牙科医生镶金牙压金子用的小压力机替代。
1951年3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专业电子管厂南京电工厂建成，单宗肃为厂长兼总工程师。1952年，研制成功了第一套五灯收音机用电子管，结束了我国收音机电子管依赖进口的历史。1953年该厂定名为南京电子管厂（772厂）。
图注：中国产电子管，戴辉摄
1961年初，在建厂10周年时，该厂已研制成功15个类型、70多个品种的电子管，同时，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南京电子管厂还为包括北京电子管厂（774厂，京东方前身）等国内新建的电子管厂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大大缩小了电真空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北京电子管厂（代号国营774厂）是位于北京酒仙桥的国营大厂，由民主德国（东德）提供的技术援助，1956年10月15日开工，总投资1亿元，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是19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大规模之一，员工总数超过1万人。该厂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电子管制造和研发设备。实际上，二战期间，德国闪电战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无线电对讲”，有德律风根 telefunken、 根德 grundig等著名收音机品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电信工程系（后为无线电工程系）创设电真空专业，这是我国第一个电真空专业，这里走出了刘盛纲院士（成电老校长）和韦钰院士（曾任东大校长）。
2、1953年第一台全国产收音机诞生。
南京无线电厂（714厂）源自民国期间的“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在朝鲜战争中制作了71型报话机，就是《英雄儿女》电影中王成“向我开炮”的那个通信设备。
1952年，国营南京无线电厂利用美国RCA牌56X型收音机的余料，配以少量国产元件，组装生产了红星牌501型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台品牌收音机。1953年，在“红星501”的基础上，利用南京电子管厂研发出来的产品，南京无线电厂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全国产化的电子管收音机——红星牌502型电子管五灯中短波超外差式收音机，结束了中国收音机依靠进口散件装配的历史。
图注：红星牌收音机，戴辉摄
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同样在朝鲜战争中做出了通信器材702步谈机。该厂在苏联莫斯科人牌电子管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基础上，于1955年研制成功“北京牌电子管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除一支复合电子管以外，其余都是国产的。“小北京”在当时仅售96元，只有大牌五灯机（就是上面提到的红星牌）的一半。如此一来，“小北京”很快就畅销全国，正式吹响了中国收音机普及化的号角。1958年，做到了全部国产化，售价下调至47元。
图注：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中学辅豫无线电科技博物馆收藏的“小北京”
1956年，“熊猫”品牌创建，五灯电子管收音机问世。南京无线电厂在高端产品上再接再厉，搞出了熊猫牌1501型收音、电唱、录音三用落地式特级机。1958年开始投入研制，1959 年运送到北京，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用了多达20只电子管和4只喇叭制成的这款造型像豪华间隔柜的国产机“旗舰”，可以收听中、短波调幅广播和超短波调频广播、放送唱片、用磁带录放语音和音乐。广东中山收音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这台献礼之作。当年毛主席家里使用的就是这款收音机，它还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这部机子当时的标价是650元，在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工资标准上，上将和正部级（5级）官员的工资标准是382元。两相比较，熊猫1501的售价可以说是天价。
图注：中山收音机博物馆镇馆之宝，戴辉摄
3、电子管收音机爆发式发展，上海后来居上
在旺盛的收音机需求带动下，中国在电子管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南京和天津之后，上海和北京也突破了采用国产电子管的收音机。1958年4月，上海广播器材厂试制成功上海牌131型交流七灯收音机。
1956年3月11日，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北京广播器材厂成立，上海支援了一批技术支持人员。1957年出产电子管收音机，并有了牡丹牌的构想用于出口。
据严毅回忆，1961年电子部组织了第三次收音机质量评比。全国很有实力的厂有北京牡丹、南京熊猫、上海的美多和红灯，天津有长城和渤海、武汉710厂（1949年创建于上海于1957年内迁武汉）。
五六十年代是多个厂家并驾齐驱。不过，七十年代，上海研发出爆款的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一下子中了“花魁”。
1972年6月，上海无线电二厂设计生产的红灯牌711型六灯两波段大台式电子管收音机，声音洪亮、音色丰富，具有音响的效果。全机共使用了6只电子管1只晶体管，可连接交流电。采用晶体管2AP16检波的原因是为了不突破民用三级收音机电子管数目不多于6只(含调谐指示管)的规定。
产品问世后的8年间共生产了186万台，创同期一种型号收音机产量最高记录。由于市场需求过大，红灯牌711系列供不应求，全国各地的无线电厂纷纷仿制，当时的上海仪电还派了技术人员去全国各地指导生产各个厂家的仿711型收音机。我老家的湖南据统计共仿制了5.85万台。
红灯牌收音机的产品品牌被定位于低于熊猫高级收音机的中低档收音机，一问世便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价格适中让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商品。当时要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需要在商店门口排一整夜的队。
图注：红灯牌711收音机
图注： 711收音机内部图，戴辉摄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模仿者后来冲击了上海收音机。1978年底，江苏盐城地区无线电厂仿照上海红灯牌711收音机样式，制造出D602型台式电子管收音机，注册商标为燕舞牌。后面我会讲他的故事。
4、攒机成为潮流，尤其是矿石机，也有电子管机
1950-1956年，倪光南就读于上海复兴中学，他组装的收音机声音质量很高。因为热爱无线电，所以考入了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基础技术就是电子管。1961年，他毕业后到中科院参与研制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从此进入计算领域。
进入60年代后，晶体二极管开始出现，渐渐取代矿石成为了矿石收音机的检波器，多为锗晶体二极管，通常用2AP9等型号。中学生和无线电爱好者大量采用。“没有电烙铁就用烧得通红的煤炉勾子加上焊锡膏焊接”。
图注：常用的晶体管锗检波二极管2AP9
图注：百花牌矿石收音机，戴辉摄
“声学楼论坛”创始人杨春邀请我做报告，我因此有幸见到了猫王收音机的创始人曾德钧。他在7岁时（1964年）第一次见到收音机（熊猫牌601电子管），小学做过“矿石机”，1971年初一时买了台凯歌455D电子管收音机。
图注：熊猫601，戴辉摄
猫王收音机的外形是复古路线，猫王1古典式收音机采用了电子管+集成电路的混合模式。真空管（电子管）做功率放大和显示。但接收电路实际上采用的是通用的一体化FM/蓝牙/WiFi集成电路。
晶体管收音机爆发式发展，昵称”半导体“
晶体管收音机是继矿石、电子管收音机后的第三代收音机。世界首款民用晶体管收音机由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工业发展工程师协会研制，于1954年11月投入市场。同电子管相比，晶体管体积小、重量轻、耐震动、寿命长、耗电少、性能稳。便携式和袖珍收音机也相继出现，可以采用干电池。
1953年，日本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SONY公司的前身）副社长盛田昭夫，耗资900万日元（大约为2.5万美金），从美国西方电气公司（贝尔实验室）引进了晶体管技术。1956年，SONY公司的晶体管袖珍收音机—TR55上市后一炮而红，索尼公司迅速崛起。TR55一共采用了5个锗结型晶体管和2个二极管。
图注：1955年底推出的索尼TR-72晶体管收音机，戴辉摄
日本晶体管收音机后来发展为世界之霸。1959年，Sony在香港设厂组装收音机，后来多间美资公司也先后在香港设厂。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成为原子粒收音机甚至电子业的制造中心。
图注：香港制造的袖珍型原子粒收音机
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与收音机制造密切相关的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被列入《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中。中国的电子工业和收音机制造业随之进入了发展速度最快的“黄金十年”。
1956年，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由北京大学的黄昆和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共同主持。教育部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5所高校相关师生召集到北京大学，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半导体专门人才300多名。成为我国一大批半导体人才的发源地，包括中科院院士王阳元、工程院院士许居衍、微电子专家俞忠钰等。
1956年11月，中国第一只晶体三极管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应用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室诞生。在王守武、吴锡九等领导下，开展半导体锗的研究工作，完成锗单晶的提纯、掺杂工艺和锗晶体管研制，参与者有二机部华北无线电元件研究所、南京工学院等单位。
1958年3月11日，上海宏音无线电器材厂工程师张元震领导的试制小组，与天和电化厂等9家工厂以及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共同协作，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该机为便携式7晶体管中波段超外差式收音机，木质外壳，带提手。所有50多种零件均实现小型化，使用的7只三极管和2只二极管全部是国外产品。装三节干电池可用上500小时。
图注：该机为旅行式超外差式广播收音机，全机采用7只晶体管，所有50多种零件均为超小型。
1958年7月， 试制小组又试制成功第一台晶体管汽车收音机，并于9月安装在上海第一辆国产轿车凤凰牌轿车（后改为上海牌）内。
1958年8月，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试制成功第一只上海产锗二极管和锗三极管。
图注：上海无线电博物馆展示的晶体管
上海无线电器材厂用这批国产锗晶体管，于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组装出美多牌872（一说ST2）—1—1型便携式7管中波段超外差式收音机300台并投放市场，首次实现了国产晶体管收音机商品化。半导体收音机诞生后，中国开始采用印刷电路板，应用浸渍法印制电路，表面涂以环氧树脂，从工艺上保证线路绝缘。这是老一代的电路板制作工艺。
1957年，搞电子管起家的北京774厂（京东方前身）筹建半导体实验室，自制设备开始研发锗材料和锗晶体管。1959年2月，工厂拉出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此后形成了年产二极管100万只，三极管3万只的生产能力。为了使全国半导体器件工业迅速发展，上级要求774厂向各地移交锗、硅器件的生产线，同时还要支援技术骨干。
可以说收音机是我国在电子设备领域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程度最早、也最完备的一个产品。北京生产的牡丹牌电子管收音机五六十年代在东南亚是最畅销的。电子管收音机与半导体收音机相比，前者体积大、耗电大，但是音质好，比较逼真；后者体积小、省电、便于携带，但是音色失真比较大，当时价格昂贵。如果说，半导体晶体管的第一个商业化产品是半导体收音机，那收音机产业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果说北京的电子产业从电子管开始起步，那上海就是主要从晶体管起步的。
晶体管大量用到”锗“元素，这里还有提纯锗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中国晶体管的盛衰。最早是进口锗粉，随后是自己提取锗。地壳中无单独的锗矿，但分布广泛，在闪锌矿、铜铅锌硫化矿、黄铁矿和煤炭中都含有微量锗，这些矿物在冶炼或燃烧时所产生的烟尘中含有锗。1958年初，国家科委在长春召开“从煤烟灰提锗”经验交流会。1959年，上海冶炼厂推出了”煤烟灰还原干馏富集法”提锗，不过成本太高。1962年，云南会泽从铅锌矿烟尘中回收锗获得成功，取得含5～10%的锗精矿，就不再使用煤烟灰了。上海冶炼厂利用锗精矿直接提炼制取锗锭，月产量达到10公斤以上，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经过30年的研制开发，上海冶炼厂半导体锗分厂成为了全国最大的锗生产厂，产量占全国70%左右。1981年产量及经济效益达到顶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集成电路（采用硅工艺，不再用锗）的发展，采用锗的晶体管的用量迅速减少，锗的需求量和产量相应下降。
1962年9月，上海无线电三厂与上海元件五厂等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合作，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的美多牌28A型便携式中短波晶体管收音机。当年10月投入生产，建立国内第一条晶体管收音机流水生产线。采用8只晶体三极管和1只晶体二极管组成超外差式电路，分中波和短波两个波段。与电子管收音机相比，晶体管收音机耐震动、耗电省、寿命长，上市后立即引起轰动。由于当年晶体管良率低，美多28A投产时每台成本高达192.83元。
1963年，北京组织了大会战，北京无线电仪器厂仿照日本的一个型号（夏普BX327）成功，命名为“牡丹”牌8402型半导体收音机，采用了8个三极管和1个二极管。1964年9月30日正式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上市，价格是158元。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节后就涨到180多元。这款收音机卖了15年。
图注：牡丹8402收音机，北京半导体收音机试制大会战的成果
1965年，收音机开始在中国普及。当年，半导体收音机的产量也超过了电子管收音机的产量。湖南在这个时候进入，1965年办起了第一个无线电整机厂——湘江无线电厂，次年生产出第一批半导体收音机——云雀牌301型来复式再生机。
196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积极发展农村广播网，让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相结合。适合百姓使用的简易和多功能收音机被全国各省的收音机企业生产出来。
收音机有了一个新绰号“半导体”，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种类繁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按外形可分袖珍、便携、台式三大类，落地式比较少了。
在那时，一个家庭能拥有三转一响(钟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就很富裕了。
1976年，上海无线电二厂再次推出适合农村需要的大喇叭、大电池、低价格的红灯牌753型一波段小台式晶体管收音机，音质较响亮，既可摆设又可随身携带。自投产至1990年底，累计产量突破300万台，为国内同类产品中产量最高、经销历史最长的产品。
上海的全国品牌很多，有“美多”、“春蕾”、“飞乐”、“红灯”、“工农兵”、“海燕”等。到1969年，上海累计生产晶体管收音机173万台，占同期晶体管收音机全国总产量的1/3。全国还有众多知名品牌，如北京“牡丹”、天津“北京”、无锡“咏梅”，南京“熊猫”牌等。
各地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有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大部分省市都有知名的区域性品牌，天津有长城牌和海河牌，武汉有长江和黄鹤牌、云南有春城牌（如J601型六晶体管收音机）、广西有莺歌牌、湖南我曾玩过的就有枫叶和梅花牌等。
《上海产的半导体》，这首歌由蒙古长调歌王哈扎布老人创作。有一天，哈扎布参加一次比赛获了奖，奖品是一台半导体，这让他非常高兴，使得让他创作了这首《上海产的半导体》。
八十年代，传统集体制度终结，大承包开始，以前的大队连到每家每户的小广播断了。我在湖南老家的农村里，不少人家摆上了台式收音机，越大越好，看上去就是豪华家电，我和同伴们经常将旋钮扭来扭去。春节联欢晚会时，街上的人看电视春晚，农村里则听广播春晚，大家围在一起烤火、吃东西来“守岁”，也别有风味。
1983年，根据国家能源政策，电子管收音机全部被半导体收音机取代。收音机款式从大台式转向袖珍式、组合式，突破了调频、立体声、集成电路化等关键技术。
收录机大发展，“靡靡之音”推动技术“大跃进”
1980年，“军港之夜”一夜走红，小学二年级的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曲子。流行歌曲势不可挡、席卷全国。
图注：卡式录音机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像黑砖头一样的磁带式录音机（松下卡式录音机），还是上示范课时，有旁听老师现场录音。一位刘姓的小学同学买了一台小录音机，大清早录了广播体操，兴冲冲喊我去听，当时感觉好神奇。
收音机和录音机合并成收录机成为了潮流。
1983年1月，燕舞L1520型便携式二波段单卡收录机研制成功。“喇叭多，功能全，红灯闪闪”的“燕舞”收录机，“燕舞”主打手提式的收录机。当时流行跳舞，需要的是“装上干电池、拎出去就能用”。中国的消费群体以普通老百姓为主，燕舞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收录机生产基地之一。
燕舞集团花费400多万，在CCTV做了3年广告。1988年CCTV元旦晚会开始前的广告节目中，第一个就是一阵霹雳舞曲声中推出的燕舞收录机广告。随后，广告语响彻大江南北，“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调子，到现在我还会唱！
双卡收录机有一个重要的好处是可以复制磁带，单卡可以录收音机里的歌曲。收录机也叫面包机，可以装上电池开着外放招摇过市。
国内收录机市场逐渐缩小，燕舞在1993年后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1996年底宣布全面停产。尽管单纯就燕舞而言没有HAPPY ENDING，但盐城过去几年在电子产业上卷土重来，成为了LED等电子制造产业的重地，产值超千亿。
深圳有一家八十年代做收录机起家的公司，就是京华电子，一直活到今天，始终坚守音频领域。京华电子在1986年至1996年十年间生产的收录机产品，年产量名列全国第一，录音机机芯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华强北博物馆收藏了1985年生产的京华JW-700双卡组合收录机，仍可正常使用。
图注：JW-700双卡组合收录机
收录机在西方生活里，也有很重要的地位。1989年的电影《情到深处》 （Say Anything） 中John Cusack举着夏普收录机在女主角窗下这一幕打动了无数观众，已成经典。
集成电路在收音机上大发展
尽管中国在电子管和晶体管等分立器件上有积累，但是八十年代，在集成电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浪潮到来，南方涌现出了一批造机新势力，采用世界最新的集成电路技术，如德生和德劲。
1988年，梁伟担任广州迪桑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被派到东莞创建东莞迪生收音机厂并担任首任厂长。梁伟给公司产品想了个品牌叫“迪生”，希望像发明家爱迪生一样不断创新，后来因注册问题改名“迪桑”。
1994年，收音机在当时是个夕阳产业。有利可图的高端市场被索尼、松下等日本厂商垄断，国产品牌只能在低端市场靠价格战苟延残喘，最便宜的只卖七八元。龚虹嘉说花了600元买了一台索尼收音机，拆拆卸卸之后，他发现这个洋品牌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高科技，只不过外观和品牌比国产的好。1994年，梁伟、刘俊峰、龚虹嘉各出资100万成立东莞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精准定位中端市场的空白。
1996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德生公司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德生PL737。支持数字调谐，采用PLL锁相技术来搜索和锁定频率，优点是频率精准而且不会漂频，传统调谐是用可变电容或可变电感来调谐，最主要的缺点是频率不稳定。现代数字调谐收音机几乎都用数字显示来直接显示出频率，而以前模拟调谐收音机主要是靠指针和刻度来显示频率。
德生在《读者》杂志上大作广告，董事长梁伟表示40%的购买者是看了《读者》广告而买的。鼎盛时期，号称曾占据全球10%的市场份额，曾年产量超过500万台，在国内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
90年代末，技术革命相继爆发，VCD、CD、光盘等光存储介质进步，互联网出现，手机出现，MP3出现，使得传统的收录机和收音机市场逐步下滑。
图注：1987年，美国五名国会议员在国会前公开砸一台东芝收录机
FM收音机一体化芯片兴起
手机中也有集成FM收音机的功能。不过，手机体积非常小，实现收音并不容易，要等到全球集成电路达到一定高度才可以做到。
2000年，欧洲的恩智浦（NXP）最早推出了可以用于手机的调频收音机芯片。美国芯科实验室后来提供了体积小、整合度最高的全CMOS调频收音机芯片。芯片价格从几元到10元不等，这两家企业在这个市场上赚得了丰厚的利润。
记得2003年推出的诺基亚5100手机，就已经支持FM收音机了。不支持外放，要戴上耳机才能听，耳机线作为调频收音机的外部天线，可以增强信号接收效果。
2006年底，上海的锐迪科微电子推出了被称作新一代收音芯片的RDA5800，采用中芯国际（SMIC）0.18um RF CMOS 先进工艺，是国内第一款FM收音机芯片，开启中国FM SoC新时代。这是一颗模数混合芯片，集成了射频和数字处理功能。该款芯片可以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MP3/MP4、调频收音机等。2007年，RDA5800实现了大规模的出货。
华强北山寨机的手机大量支持MP3音乐播放、FM收音机等功能。很多手机之所以要标配耳机，正是因为FM功能需要插入耳机当天线。当然，如果在手机上拔出一根长长的天线，就可以支持收音机外放了。
这引发了FM芯片的热卖，本土芯片企业疯狂而入，到2008年，有十多家芯片企业进入该领域。锐迪科、鼎芯、捷顶微电子、矽科微电子、海威、无锡硅动力、复旦微电子、士康、擎茂微电子、芯略等都推出了相应的产品。
老杳曾记录这段历史。本土芯片企业在与山寨机等的配合上不会存在障碍，这一点已经在FM功能与山寨机的结合上得到充分体现，本地品牌的FM集成电路提供商可以很快适应本地手机厂商的需求。在功能机时代，FM收音机几乎是标配。
随着大批本土企业的介入，FM芯片市场也拉开了残酷的价格战，并引发了恶性竞争，这导致芯片价格从本土企业介入时的4元左右，滑落到了几毛钱。企业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到了2009年，在手机FM（调频）芯片市场上，本土企业经过了两三年的严酷洗牌，锐减到两家，即锐迪科和鼎芯。更大的悲剧来了，随着智能手机爆炸式成长，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手机的FM功能，都一起快速衰落。鼎芯也撑不住，垮了。
如今，绝大部分智能手机上有网络收音机APP，可以听无数电台，只是要数据流量。不过，有些智能机型始终不渝地集成了FM调频收音机功能，如适合老人使用的Redmi 8A/9A系列、传音在非洲销售的智能手机。
展锐（展讯和锐迪科合并）称在其智能手机SoC芯片中直接支持了FM收音机功能。
艾为电子提供了一颗FM的低噪声放大器芯片，采用这颗芯片后，智能手机内置FM就可以直接外放了。不用拉出单独的天线了，也可以不用耳机线当作天线。
集成了多种无线连接技术单芯片解决方案诞生，可同时支持蓝牙等。TI、博通、CSR（剑桥无线半导体）、联发科、上海博通集成（BK7271）都有这样的专业无线连接芯片。有些还可采用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支持阵列麦克风降噪、声学回声消除和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可大大提升语音质量。
除了在手机应用之外，这颗芯片还适合用在四六级考试的听力耳机（调频收音机接收）、含FM模块的模拟对讲机、应急救灾收音机、老人收音机、蓝牙音箱等之中。上文提到的猫王收音机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案。
从模拟到数字音频广播
传统的AM调幅和FM调频，声音在空中都是模拟调制方式。模拟广播电视的伴音信号采用的调制方式也是调频。不仅如此，广泛使用的模拟对讲机，也是FM调频方式。
数字信号广播是继AM调幅、FM调频等传统模拟广播之后的第三代广播--数字信号广播，它提供了接近CD质量的声音，广播及商机无限的附加数据服务，具有抗噪声、抗干扰、抗电波传播衰落、适合高速移动接收等优点，保证固定、携带及移动时接收信号的质量。
不过，很遗憾，由于需要专门的收音机，价格不菲，数字信号广播的推广也就不了了之了，空中的电台信号越来越少，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模拟调制（FM、AM等）信号。如今，大家连电视都越来越少看了，更别说收音机了，收音机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收藏品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电子技术进步史中，收音机所占的一席之地。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海燕
来源：作者：戴辉
京华物语㉒丨清代王府为何大多位于什刹海？
编者按：
自9月15日起，恭王府博物馆恢复有序开放。作为现今北京保存最为完整且唯一对社会开放的清代王府，恭王府迄今已有240余年的历史。在历史上，这里曾先后作为清乾隆时期权臣和珅，以及清嘉庆时期庆僖亲王永璘的宅邸。1851年，这一宅邸又被赐封给恭亲王奕訢，恭王府的名称也由此得来。
总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的恭王府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对恭王府的评价。而这一显赫王府，正位于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除此之外，位于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是北京规模最大，也是现存清代王府中保护比较完整的王府。
在元明清三代中，什刹海都扮演着都城的核心水系地位，对北京城有着重要的意义。清朝建立以后，四个世袭罔替亲王府中，有三座建在这里，除此之外，还有阿拉善王府、涛贝勒府、棍贝子府、兆惠府等。这些王府官邸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
由西海、后海、前海组成的什刹海也写作“十刹海”，这是因为这里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得来此称。作为北京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历史街区，什刹海汇集了王府宅邸、寺庙、名人故居、餐饮老字号等，也拥有号称“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等特色自然景观。有关于什刹海的故事和记忆，更成为北京城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近出版，由六十多位什刹海老居民共同完成的《我家住在什刹海》一书中，作者们着眼于“住在什刹海”，既有对游泳、滑冰、钓鱼、捞河虾、养鸟、斗蟋蟀、做弹弓打鸟、熬胶粘蜻蜓等身边小事的回忆，也有对什刹海一带历史、风景名胜的记述。其中，就有关于这些王府的故事，以及什刹海周边的变迁历史。
以下内容节选自《我家住在什刹海》，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家住在什刹海》，赵书华、王德泉主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8月版。
作者 | 苏佑明；周立中；王莉
摘编 | 安也
明成祖后积水潭失去了漕运码头的地位
郭守敬纪念馆中详细记述了积水潭的变迁。它本是东汉以前的高梁河故道，东汉以后，水流于蓟城以南，故道积存的高梁河水形成河湖湿地。金代称白莲潭，元代称积水潭，蒙古人称海子。金中都时城市水源是靠莲花池水系。元大都新城选在金中都旧城东北部，这里有战争时期保留下来未遭破坏的北宫建筑，可做新城宫殿布局的基础。而附近的积水潭又可上接高梁河，能够提供新建都城对水源的需求。
历史上北京城的供水系统由此发生了从莲花池水系到积水潭
（高梁河）
水系的重大转折。当时刘秉忠规划并主持修建元朝新都城，他认识到单凭高梁河水还是无法满足王朝建都的需要，于是推荐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事宜。郭守敬毕生从事天文、历法、水利、测量等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他在规划元大都水利建设时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解决大都日常用水及漕运进京的水源；二是开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段，解决了从通州到积水潭的漕运。
在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首肯后，从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
起，郭守敬启动了第一项工程。他在近30年对北京地区水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决定以昌平白浮泉为起点，修一条向西、折向南，再返向东的“C”形引水渠，它可汇集元大都城西北地区10余眼泉水的水量流入瓮山泊
（今昆明湖）
。通常，这一段水渠叫白浮瓮山渠。它在此汇合高梁河水系后流入积水潭。
舳舻蔽水积水潭（苏佑明/供图）
当时的积水潭水面广阔得多，是现在三海
（西海、后海、前海）
的统称，三海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它是京杭大运河漕运船只进京的终点码头。积水潭水量足了，它南面的太液池
（现在的北海、中海、南海）
水也得到补充。次年，郭守敬又启动第二项工程，开凿或疏通从积水潭到通州的运河与大运河相连。具体线路为：从潭东引水过后门桥，经东不压桥到大都皇城东墙外，流经北河沿、南河沿，出丽正门
（今正阳门）
东水关转向东南，出东便门到通州的张家湾与北运河连通。从此南来漕船可以经由这条河直入大都。全线贯通的京杭运河以积水潭为北段漕运终点码头。
积水潭在大都城内，除用于运河码头，灌溉供水、停泊漕船之外，还是大都城内市民交通、游玩、休息的最佳地方。元代积水潭水面开阔，号称“十里烟波，风景如画”，还有大量商船及旅游船。“渡桥西望似江乡，隔岸楼台罨画妆，十顷玻璃秋影碧，照人骑马过宫墙”，反映了当时积水潭的生态环境，远非后代可比。
积水潭东街。（张大胜/绘）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京杭大运河不再经通惠河至积水潭。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对城市进行了重大改建，将通惠河部分河段及积水潭部分水域并入皇城内，进而使积水潭失去了漕运码头的地位。元朝北城墙在现在北三环半的位置，明朝将城墙南移至现在的北二环，致使一部分积水潭北部水系留在城墙外，就是后来形成的太平湖。
（苏佑明/文，作者原住新街口长青胡同13号）
什刹海南还有四座王府能看到痕迹
我家周边100米内就紧邻着两家王府，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共有6家清代王府，其中王府位于什刹海南的恭、庆两位亲王和位于后海北沿的醇亲王都在晚清时被封为世袭罔替，就是人们所说的铁帽子王。虽然其主人都在中国历史上雁过留名，不过惜哉，由于时光荏苒，有的王府已经泯灭于众生矣。
恭王府
从恭王府外西望，隔柳荫街可看到一片古建筑和仿古建筑，东西南北长度都略逊于恭王府，这座建筑原本也是一座王府，是为愉郡王府，始王允禑是康熙的第十五子，雍正八年
（1730年）
晋愉郡王。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光绪的七弟载涛被过继给钟郡王奕詒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于愉王府，人称涛贝勒府，但王府的规制没有改变。光绪三十四年，朝廷给载涛加郡王爵，但其时已至清末，没等大家改口称郡王府，就已经改元民国了，所以人们还是习惯称涛贝勒府。
据相关档案记载：愉王府坐北朝南，大门东向，分中、东、西三路。中路有四进院落，东路亦有四进院，后三进院为三合院。西路只有前后三排房子，西为戏楼，南为花园，有长廊、亭、花厅、假山等。清朝覆亡后，载涛因生计拮据，于1925年将贝勒府的后花园长期租给辅仁大学建校，初以府邸为校舍。1929年，南马圈和花园前空地出售给辅仁大学，建造了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古典建筑造型元素的辅仁大学新楼。府北部改为辅仁大学男中，今为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后海晴雪（王铁成/绘）
原愉王府西侧隔松树街是末代庆王府，庆王祖上也曾是王族大户，第一代庆亲王
（第一等爵）
是乾隆第十七子永璘。嘉庆四年
（1799年）
乾隆去世，永璘晋升郡王，随后和珅被诛，籍没其宅。据礼亲王昭梿的《啸亭续录》记载：“乾隆末年或有私议储位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觊？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故睿庙
（嘉庆）
籍没和珅，即将其宅赐王，以酬昔言。”嘉庆皇帝为酬谢永璘不觊觎大位，真的将和珅邸第赐给了这位胞弟，嘉庆二十五年，永璘辞世。清朝有袭降之制，爵位降代递减，庆亲王永璘之子绵性已降袭辅国公爵位
（第八等爵）
。
在这里，有必要加入一段前尘往事：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
二月，接替林则徐的琦善未申报朝廷同意，擅自与英使议和，割让香港，被道光皇帝降旨“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琦善子恭镗率家人搬至厂桥居住，自此拥有160多间官房的三等奉义公府空置。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同父异母六弟奕訢被封为和硕恭亲王，庆僖亲王永璘之孙奕劻袭封为辅国将军
（第十等爵）
，根据礼制，奕劻已不适宜居住在王府。咸丰元年
（1851年）
三月，内务府把庆王府从永璘后裔的手中收回，将其后裔奕劻等迁至定府大街愉王府西侧三等奉义公府
（原琦善府邸）
。
咸丰二年，咸丰皇帝将庆王府改名恭王府，并赐给恭亲王奕訢作为府邸。1861年，咸丰皇帝过世，奕訢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同治十一年
（1872年）
仿雍正八年怡亲王允祥例恩封奕訢世袭罔替，奕訢成为大清朝的第十个铁帽子王。有意思的是，落魄的奕劻被迁出庆王老府后，并没有沉沦，而是励志前行，一路顺风顺水。咸丰二年正月年仅14岁的奕劻晋封贝子。咸丰十年正月，咸丰帝三十岁之寿，22岁的奕劻晋升贝勒。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之时，常由奕劻捉刀代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因此深得慈禧的好感。同治十一年九月，同治皇帝大婚，34岁的奕劻加郡王衔，被授为御前大臣，这是奕劻恢复祖父支脉爵位的第一步，尽管只是一个荣誉头衔。
银锭桥（张维志/绘）
光绪十年，46岁的奕劻借助慈禧太后“甲申易枢”之力，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事务，并正式晋封庆郡王。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60大寿，56岁的奕劻被封为庆亲王，权位渐崇。光绪二十四年，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花甲之年的奕劻帮了慈禧大忙，被封清朝第十二位也是有清一代最后一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当年的内务府主管一定没有想到，接近最末等爵位的辅国将军奕劻居然能咸鱼翻身，一步步地跃升至清朝爵位的巅峰，与占据自己府邸的恭亲王奕訢齐头并肩。
上面我们拉拉杂杂絮叨了恭王府、阿拉善王府、愉王府和庆王府，这是什刹海南完整的或还能看到痕迹的4个王府，还有一个已经完全泯灭于民宅之中的王府，这就是被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为红楼东府
（宁国府）
的十王府。十王府官称敦郡王府，是康熙晚年积极参与九王夺嫡的八阿哥死党十阿哥允䄉的府邸。允䄉，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十月十一日出生，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多罗敦郡王
（第二等爵）
，因党附八阿哥廉亲王允禩，雍正二年四月，被雍正帝圈禁革爵，在位15年。敦王府在南官房胡同，胡同里有敦王家祠，《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第四子刘季英携子刘蕙孙曾借居此处两三年，房东是中法大学的杨孟游，而原房主正是十阿哥后裔溥燻
（字尧臣，曾任民国陆军部次长，少将军衔）
。
胡同里的三轮车（李右武/摄）
时光变迁，郭王府几经转卖，已无法说清其四至，据说从南官房胡同西口路北，自现门牌45号
（老门牌20号）
往西一直到西口连续4个门牌，合起来才是以前的敦王府。根据目前的资料，敦王的门长一脉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1938年，溥尧臣之子毓墀才将西院卖掉，买主将西院拆平，重建房屋，又在北面东煤厂胡同开门，门牌号是22号。敦王府的前身是明末吴三桂的父亲襄城伯吴襄的居第，原本就不是王府规制，后敦王以罪废，这里成为圈禁之所，泯灭于灰砖小瓦的胡同当中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除了后海南岸这5座距离相近的王府。其实，从我家向西南或向西北，2000米范围内，还有两座铁帽子王府，西南是太平仓、毛家湾的庄庆王府，西北隔海相望的是二度潜龙邸醇亲王府；再加上一座在中海尚未完工的醇王府，地安门内油漆作胡同的蒙古喀喇沁亲王府，竟然有9座王府环伺北京六海，说明古人寻找聚居点时是相当有智慧的，这也是北京引为自豪的风景名胜。
（周立中/文，作者原住毡子胡同7号）
恭王府后花园是当时北京城最有名的三大私人园林之一
原来我工作的恭王府是清代乾隆时权臣——和珅之家，是他在公元1777年大兴土木修建的宅邸。因为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当年很有名气。特别是我长期工作的后花园是当时北京城最有名的三大私人园林，与后海北岸的明珠花园
（现宋庆龄故居）
、西城大木仓的王府花园
（1860年烧毁，曾为二龙路中学）
齐名，是北派古典园林的代表。
恭王府
恭王府花园占地近50亩，景观建筑大体分成东、中、西三路。中路进口是个仿西方建筑的石墙门，门楣上书“静含太古”，是景题也是园题。进门穿过假山山口，迎面是一块“太湖石”，石顶上有“独乐峰”三个字。石北是“蝠池”，花园的中心建筑。“安善堂”即园主人宴客之所。房后是座假山，山上有房有台——名“邀月台”，顾名思义是赏月之处。
假山北邻即是我长期工作的蝠厅，厅后就是后墙，也就是我小时候隔墙猜想的那堵墙。花园东路的入口有名曰“曲径通幽”的小路。穿过假山是一座小流杯亭和一座精致的垂花门，门两侧有两株龙爪槐，专家说东侧一株至少有三百年的树龄。进入垂花门是一座小巧的院落，长满翠竹，别有情趣。
钟楼余音（张维志/绘）
小院后面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大院的北边就是王府的大戏楼，于我而言，对恭王府最有感情的要数戏楼。戏楼在恭亲王时期叫怡神所，是主人摆宴看戏，办堂会的地方，占地面积685平方米，从侧面看去，它像一座巨大的船坞；从高处俯瞰呢，又像一只大蝙蝠。整个建筑是纯木结构，采用三卷勾连搭全封闭式屋顶，这在设计上确实到了绝妙的境界。尤其是它的音响效果好，即使不用麦克风，在室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音质都良好。
有说法是因为大戏楼的建筑巧妙，它是典型的木质榫卯结构，戏楼前部设计了两根柱子，不仅支撑了类似亭盖的顶部，还支撑了沉重的房梁，使戏台空间开阔，达到三面环声的效果。还有传说在戏台的地下埋有9口大缸，也起到了拢音扩音的作用。这种说法类似圆明园大戏台遗址发现的埋在地下的大缸。
戏楼里的装饰独树一帜。从高大的楼顶垂吊下来30个大宫灯；从历史老照片上，你可看到当年的戏楼内还悬挂了来自法国的水晶大吊灯，可见当年的王爷们多会享受！在室内的墙上、梁柱上彩绘着美丽的藤萝枝蔓和紫花，与外面的藤萝架内外呼应，使你坐在室内看戏，也好像身处室外藤萝架下的感觉。恭王府的大阿哥载滢可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大票友，恭王府的家班也是京城王府中最好的家班。
在王府的戏楼里看戏，是很高级的享受。当年的京剧泰斗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昆剧名家杨鸣玉，还有京剧大师梅兰芳等，都在这里登过台。1996年，我的工作再一次调动，负责戏楼的晚间演出工作。我带领我的团队研究戏楼历史沿革，恢复历史原貌，邀请京剧名家登台演出，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昔日王府再显辉煌。
花园西路进口是一道小城墙，门洞上有“榆关”二字。榆关本是山海关的旧城，书载“明洪武十八年大将徐达筑山海关，关城本无名，因为关两侧多老榆树，故名榆关”。小城墙的南面有一口井，早已无水，井边有一个小龙王庙。墙背面是一池清水，池中有方亭，名“诗画舫”，现有浮桥与西岸道。池北岸一排五间大瓦房，曾经做过天主教爱国会的教堂。
房后有两层仿古小楼，名曰“司铎书院”，是1920年花园卖给西什库教堂后建辅仁大学时在花园上加盖的神甫宿舍。当时把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翻译成“司铎”。司铎书院、蝠厅、家庙都在花园的后墙里面，引得我魂牵梦萦地猜想了很多年。在花园里工作了多年后有了原来如此的感悟。我退休前几年，恭王府府邸部分搬迁修整完毕，向公众开放，整齐的三路三进大庭院堪称中国之最。历史上在这座大宅中发生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写也写不尽。
（王莉/文，作者原住柳荫街大翔凤胡同22号）
本文节选自《我家住在什刹海》，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编辑 | 王青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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